王树声回乡探亲，一老太太前来寻他，无父无母的他为何跪地叫娘？

1951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关怀老革命根据地的老乡，赞扬革命老区在革命战争中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成立了“老根据地访问团”，下设粤东、鄂豫皖、湘赣边等几个分团。

王树声司令员被任命为赴大别山慰问团的团长，率领慰问团和电影放映队来到了当年的大别山苏区。当王树声率团来到他的老家湖北麻城看到一位老太太后，他立刻双膝跪地、长跪不起，叫着“娘”。

王树声6岁丧父、9岁丧母，那么这位能让指挥千军万马的军区司令员见面就下跪叫“娘”的老太太是谁？她和王树声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故事还要从土地革命时期说起。

王树声（右一）

王树声，原名王宏信，1905年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乘马岗区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中。王树声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老三，大哥叫王宏忠，二哥叫王宏恕，弟弟叫王宏义，还有一个叫王自谦的妹妹。

王树声家境殷实，据他自己回忆，家中原有十余石田（十亩地为一石；另有一亩地一石的说法），房三座，山林数块，还有一个种地的长工和一个做饭的保姆。

王树声将军故居

王树声6岁丧父，9岁丧母，少年时，他的一切皆由祖父母代为操持。7岁时，王树声被祖父母送入私塾读书，1923年入麻城县高级小学学习，同年，18岁的王树声来到武汉，去到董必武开办的武昌高小补修学校读书。

1924年，王树声小学毕业，他没有选择继续升学，而是回到家乡做了一个私塾先生，后来又做了乘马岗小学的校长。但是王树声并不喜欢教书，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他并不认为教育可以救国，他更想从军，在战场上完成救亡图存的信念。

1926年，王树声开始接触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籍，而那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革命轰轰烈烈，震动全国。在这股革命浪潮的影响下，王树声有了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的念头。

王树声将军

他那些已经参加革命的同学和他在武昌高小补修学校教书的堂哥王宏文（王幼安）在得知他有这个想法后都来劝导他，于是在众多亲友的劝导下，王树声于1926年先是加入了国民党，随后又加入了共产党。

之所以先加入国民党再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办法，即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以私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时的共产党员往往都拥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两个身份。

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够成熟，主动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因此，整个北伐革命都是由国民党主导的。新发展的共产党员往往要先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参加北伐革命，再加入共产党。

彼时，北伐革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南方军阀吴佩孚被打垮，北伐军已经攻入了湖北，国民政府也迁到了武汉办公，为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参加革命后，王树声被安排在家乡麻城，负责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先后担任国民党麻城县部委员、共产党麻城县委委员、麻城县农协会组织部长等职。

北伐战争期间一队革命军正在行军

在王树声等一干革命先贤的领导下，麻城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从刚开始的几个点滴组织迅速扩展到全区（民国时期乡镇一级区划的称呼）、全县。

尤其是王树声的老家乘马岗，发展速度最快，王树声的家庭主要成员都投身了革命工作，乘马岗地区的农民在他们的领导下由开始的减租减息，发展到后来的抗租抗息，到最后进入到了武装斗争阶段。王树声等人带领农民打土豪、分财物，斗争十分激烈。

王树声虽然出生于小地主家庭，但他极为富有正义感，对于土豪劣绅欺压农民的专横行径甚为不满。

在反霸斗争中，他曾经亲自惩办了亲属中几个恶贯满盈的土豪恶霸，包括他的舅爷爷和叔奶奶在内，许多亲属都成了王树声的斗争对象。在领导麻城地区农民运动期间，王树声曾说：“只要反对农会，哪怕是亲娘老子，也要跟他斗！”

抗战时期的王树声

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下当地的土豪劣绅们要么被捉起来批斗枪毙，要么就近逃亡到河南南部，他们自然对王树声这些在麻城地区搞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恨之入骨。

但是这群土豪劣绅贼心不死，妄图死灰复燃，于是纠集河南的土匪武装红枪会以及河南民团，组成一支近万人的队伍，于1927年4月初南下，向麻城发起了凶猛的反扑，酿成了轰动一时的“麻城惨案”。

在领导农民运动期间，王树声在麻城西张店结识了周兴荣一家。彼时，王树声、王宏坤、周希汉等青年知识分子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麻城宣传农民运动，同广大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周兴荣正是他们在西张店工作时经常打交道的一名农村妇女。

周兴荣丈夫早逝，膝下有四个儿子。她痛恨地主恶霸，对农民运动十分支持，时常为王树声等年轻同志提供帮助。

渐渐地，王树声等人和周兴荣结下了“母子”般的深情，他们对周兴荣的称呼也从“大娘”变成了“干娘”，而周兴荣的几个儿子也在王树声等人的影响下加入了革命队伍。

后来，周兴荣的二儿子王路儿随麻城农民自卫军参加黄麻起义攻打黄安县城的战斗，在战斗中，王路儿不幸中弹牺牲，这是周兴荣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儿子。

1927年12月5日，国民党第12军围攻黄安，鄂东军对敌情估计不足，据称坚守，伤亡惨重，被迫突围，黄麻起义宣告失败。失败后的鄂东军除大部转移外，还有一部分就地转入地下工作，而王树声则被组织安排在麻城北部坚持斗争。

1927年12月20日夜，王树声等共产党领导人在西张店武家庙内开会，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就在与会者进行热烈地讨论时，武家庙前的山路上却传来一阵又一阵地人喊马嘶。

大家迅速意识到，他们的位置已经暴露，必须马上转移！于是会议立即集散，与会者开始分散转移，而王树声则是躲在了王氏祠堂里。等敌人端着枪冲进会场时，发现早已人去楼空，不甘心的敌人开始以武家庙为中心四处搜索。

不幸的是，敌人在经过小半夜的搜索后还是发现了王树声。王树声发觉自己再次暴露，拔腿就跑。但敌人岂能轻易地放过他？他们在王树声的身后紧紧追赶，嘴里大喊着：“抓住王树声！”、“莫叫跑了王树声！”

王树声（右）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阅兵

万幸的是，此时王树声的“干娘”周兴荣尚未入睡，她听到街上的奔跑和叫嚷声，赶忙把门打开，一把将王树声拉进了家里，将他藏在里屋的夹墙中。

敌人看到王树声进了周兴荣家，立即追了上来。他们对周兴荣说，只要交出王树声，“政府”重重有赏，倘若是不交，就按“窝藏共党”的罪名杀了她们一家。

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周兴荣没有屈服。她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大儿子王道儿拉了出来，指着自己的儿子对敌人说：“这就是王树声。”

由于敌人对王树声只闻其名，并不知道他具体长什么样子。看到周兴荣把王道儿顶替的“王树声”交了出来，他们非常高兴，当下就把“王树声”五花大绑。

“王树声”在被敌人带走之前，还边回头边对周兴荣破口大骂：“你个老东西，你居然敢出卖我王树声，老子饶不了你，等老子回来收拾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他的骂声，使敌人更加确信他们抓到的这个人就是王树声，于是押着“王树声”回去了。

在王道儿被敌人掳走后，周兴荣知道以大儿子的聪慧灵巧定能使敌人相信他就是王树声，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儿子此去定是九死一生。想到这儿，周兴荣感觉自己的心肝就像刀扎似的，疼痛难忍，她咬牙强撑，但最终还是晃晃悠悠地倒下了。

王树声（左）在抗战时期的合影

看到周兴荣倒下，她的三儿子王宽儿和四儿子王广儿迅速将她扶到床上休息。母亲的心情老三老四当然能够理解，他们的大哥被敌人当做共产党头目抓走了，定是有去无回，他们又何尝不是和母亲一样心中充满了悲伤呢？

一直藏在夹墙里的王树声对墙外发生的事情听的一清二楚，她知道是“干娘”让自己的儿子顶替了自己。一时间，羞愧、自责、愤恨，这几种情绪交织在他的心头，他用力推开夹墙的门，跑到“干娘”的屋里，蹲在床前焦急的呼喊：“干娘！醒醒啊！醒一醒啊！干娘！”

1955年，毛主席在给王树声（等）授大将衔

躺在床上的周兴荣缓缓睁开眼睛，看着这个眼前用亲儿子的命换来的干儿子，泪水夺眶而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看着躺在床上的“干娘”，王树声之前的所有情绪都转化为了愤怒，他对周兴荣说：“干娘，你在这好好歇着，我带人去救我道儿兄弟！”说罢便要起身。

听到王树声这话，干娘急得连忙坐起，死死地抱住王树声，对他说：“干儿，不能再把你搭进去了。你没了，谁来负责咱们这儿的革命啊！依我看，你明天再去想办法去救道儿吧。”

老三老四听到母亲这话也随声附和，对王树声说：“是啊，娘说的是，你现在去救大哥等于是去白白送死，先等到明天早上再说吧。”

王道儿在被敌人抓走后，面对敌人的拷问，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丁点儿关于共产党的消息，并且坚称自己就是王树声。

敌人见在他身上套不到什么情报，索性就来个“杀鸡儆猴”，第二天正午，他们把王道儿拖到了西张店旁的一个河滩上处决了，周兴荣第二个为革命牺牲的儿子就这样被敌人杀害了。

王道儿英勇就义前，还在冲着国民党的刽子手们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王树声要在阴间看着你们走向灭亡！”等口号。

王树声本来想在天亮后就去组织参加过黄麻起义的农民自卫军敢死队去营救王道儿，可他没有想到敌人的速度居然这么快，还没有等他召集齐人马，王道儿就已经被残忍的杀害了。

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图

敌人将“王树声”处决后，把他的头颅割下，高高地悬挂在一颗大柳树上，还在柳树上贴起了一张“安民告示”，告示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共产党大头目王树声已被政府就地正法。”

王树声在听到王道儿被处决的消息后，急忙赶到“干娘”家中，而此时的周兴荣在听到大儿子被害的消息后又一次昏死在床上。

王树声跑到“干娘”的床前，和老三老四一起抱头痛哭，王树声呜咽着喊到：“干娘，我今生怎样才能报答你啊……”

王树声（左三）陪同周总理会见外宾

傍晚，周兴荣在昏死中醒来，他看到一直陪伴在床头的王树声，颤抖着把敌人赏的二百大洋交到了他的手里，让他去买一副棺材，把老大和老二埋在一起，剩下的钱全部留给革命事业作为经费。还请求他在出去找队伍的时候把老三王宽儿也带上。

王树声接过钱，含泪答应了“干娘”的请求。在埋葬了老大王道儿后，和老三王宽儿趁着深夜离开麻城去寻找队伍。1928年春，王树声和王宽儿在黄冈县里畈找到了已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鄂东军主力。

同年4月，在红七军与国民党第十师的战斗中，王宽儿英勇作战，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周兴荣的第三个儿子也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28年5月，红七军在鄂东地区建立起第一个军需工厂，由红七师师长王树声兼任厂长。在王树声的介绍下，“干娘”周兴荣的四儿子王广儿来到了这间工厂工作。

1930年秋，时任红十一军三十一师第一大队党代表的王树声接到上级的指示，率领部队在鄂豫皖地区南征北战，从此和他的“干娘”周兴荣失去了联系。

1932年，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鄂豫皖红军主力被迫放弃根据地向四川转进。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形势图

在红军撤出鄂豫皖地区后，国民党将从苏区逃跑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等组织起来，成立“返乡团”，对根据地内曾经参加或帮助过共产党以及红军的群众进行反攻倒算。

周兴荣的四儿子王广儿因为曾经在红军的军工厂里做工，被返乡团残酷杀害。周兴荣老人的最后一个儿子，也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周兴荣的四个亲儿子，全部为革命牺牲，但她不知道她的那些红军干儿子们，日后都成为了威震八方的将军。

1951年，王树声率领中央慰问团和电影放映队来到了当年的大别山苏区，在回到自己的家乡后，王树声最先踏进的就是“干娘”周兴荣的门。看到周兴荣老人的一瞬间，王树声将军“扑通”一声，跪在了老太太的身前叫了一声“娘”。

农民老太太（非周兴荣）

在这一刻，他不再是指挥千军万马、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将军，也不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那个开国英雄，他只是面前这位老太太的干儿子。他跪的不是“权”，他跪的是“恩”、跪的是“情”。

在跪拜过恩人后，王树声把电影安排在了“干娘”周兴荣家门口放映，还亲自陪伴“干娘”看完了这一部电影。后来，慰问团到鄂豫皖老区各地放电影，王树声特意安排用担架抬着“干娘”一路观看。

在陪“干娘”说话的时候，他听到“干娘”向他反映自己的耳朵里老是嗡嗡地响，王树声又专门跑回城市，给“干娘”买了一对金耳环并且亲自给她戴上。

在王树声带着中央慰问团走后，没有丈夫和儿子陪伴的周兴荣老人只能一个人生活着，她时常想念着她那为革命牺牲的亲儿子们，也时常挂念着那些还活着的红军干儿子们。

1959年6月，在大别山深处的一个低矮平房里，周兴荣这位伟大的母亲带着对亲儿子和干儿子们的无尽思念走完了她的一生。

周兴荣老人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的革命精神令人感动，而她的四个儿子也先后为革命捐躯，真可谓是满门忠烈。面对曾经救过自己一命的老太太，王树声大将的表现可谓是有情有义，实乃大丈夫也。